梧桐飘落的深秋读后感

梧桐飘落的深秋读后感
梧桐飘落的深秋读后感

梧桐飘落的深秋读后感
去年,看到索尼创始人盛田昭夫的著作《学历无用论》,感到中国今天的教育基本上是在步上世纪60年代日本的后尘.　　在谈到用文凭来考核一个人时,盛田昭夫在书中十几个地方都用到了“非常荒谬”、“荒谬至极”、“不寒而栗”之类的语言.在盛田昭夫看来,正因为用文凭作为考核的主要标准,才“制造了日本恐怖的考试地狱”.
　　盛田昭夫用“恐怖”和“地狱”两个词来形容日本的考试,可见他对当时日本的文凭教育是多么痛恨.其实,我国围绕文凭进行的考试,其“恐怖”程度一点也不比日本低.学生们从小学到中学,起早贪黑,有的连春节年初一都不休息,每天都背十几个小时；不仅自己背,还要爸爸、妈妈陪着背.至于所背的东西在未来的工作中是否有用（我看相当多的知识没用）,那就用不着考虑,反正考试有用,升学有用.为了升学,为了升名牌大学,不背也得背.结果,青少年的身体每况愈下,近视眼比率越来越高,在中学阶段已接近普及.这种教育制度在中国派生了一大产业,即眼镜产业.
　　盛田昭夫在书中讲到,以学历论英雄,“存在于全日本的根深蒂固的习惯.学历好像已经重要到了能够左右一个人整个人生的地步.”
　　“为了能够有成就,必须大学毕业；为了更有成就,就必须从名牌大学毕业；为了能从名牌大学毕业,就必须从重点高中毕业；为了能够从重点高中毕业,就必须从重点初中毕业.如此逐一往前推的话,最后必须考上重点幼儿园,现在甚至出了重点幼儿园的考前辅导班.”
　　盛田昭夫是在写60年代的日本,但似乎也是在写今天的中国.盛田昭夫这本书是在1966年写的.但在今天的中国,21世纪的中国,与60年代的日本似乎没有什么两样,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中国,如果把整个教育比作一个大工厂,这个工厂的其最终产品就是文凭.大家从幼儿园开始就是奔着那个最终产品而学、而背的.幼儿园是那个最终产品的第一道车间.
　　我之所以说今天的中国比当时的日本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在当时的日本,最终产品主要是大学本科,整个产品的生产线还比较短；而今天的中国,产品线大大延长；大家都在考研,读了硕士还要读博士,读了博士还要读博士后.不少县长、市长、企业的董事长、总经理,放下手边的工作不干,关在学校里读硕士、博士文凭.
　　文凭不等于知识,文凭更不等于能力.之所以作这样的判断,是基于以下两点：
　　第一点,在今天这样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一年所生产的知识,比过去几百年所生产的知识总量还要多.现在不仅知识多,知识更新的周期也大大加快.
　　当年,盛田昭夫主张烧掉文凭,烧掉简历.他说：“我的愿望是能够在日本的土壤上植入能够正确评价个人价值的习惯.因此,首先就要放弃现在作为评价依据的学历.为了彻底清除哪个人是什么大学什么专业毕业等先入观念,我们公司于昭和四十年（1965年）春天公开宣布,要烧掉简历”.
　　第二点,学知识的途径有两种：一是从书本上学知识,另一种是从实践中学知识.有些知识从书本上学更重要,有些知识从实践中学更重要.如企业管理、市场营销等方面的知识,我看从实践中学比书中本上学更重要.
　　中国那么多企业家,特别是浙江、广东那么多大老板,有几个是读硕士、博士读出来的,他们都是干出来的.
　　你别看南存辉、鲁冠球、梁庆德等人文凭不高,都是初中甚至小学文凭,但他们能把正泰、万向、格兰仕做到今天这么大,这么好,他们绝不是简单地靠运气.他们天天在学习.只不过,他们不是关在大学里背书本,考高分,一背就是十几年,然后拿个硕士、博士文凭,他们是边干边学.他们脑子中有关管理的知识,有关企业文化的知识,有关市场营销的知识,一点都不比博士甚至博士生导师少.他们的知识更实在,更有用.
　　我很赞成盛田昭夫的观点,在学校掌握的知识与实际工作并不是那么容易就能结合的.
　　他说,“学校教授的专业知识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企业的要求,尚存在很大的疑问.事实上,学校里面的尖子并不一定就是社会上的俊才,这已为无数实例所说明.这种根据学校名字和水平就决定一个人一生的评价习惯,从根本上背离了真正的实力评价,可以说是荒谬至极.”
　　盛田昭夫认为,“这种不合理的制度之所以能够盛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社会没有认真思考应当如何评价一个人的工作,但现实中又必须评价,于是采取了一个偷懒的办法,就是直接援引学校成绩作为基准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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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看到索尼创始人盛田昭夫的著作《学历无用论》，感到中国今天的教育基本上是在步上世纪60年代日本的后尘。　　在谈到用文凭来考核一个人时，盛田昭夫在书中十几个地方都用到了“非常荒谬”、“荒谬至极”、“不寒而栗”之类的语言。在盛田昭夫看来，正因为用文凭作为考核的主要标准，才“制造了日本恐怖的考试地狱”。
　　盛田昭夫用“恐怖”和“地狱”两个词来形容日本的考试，可见他对当时日本的文凭教育是多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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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看到索尼创始人盛田昭夫的著作《学历无用论》，感到中国今天的教育基本上是在步上世纪60年代日本的后尘。　　在谈到用文凭来考核一个人时，盛田昭夫在书中十几个地方都用到了“非常荒谬”、“荒谬至极”、“不寒而栗”之类的语言。在盛田昭夫看来，正因为用文凭作为考核的主要标准，才“制造了日本恐怖的考试地狱”。
　　盛田昭夫用“恐怖”和“地狱”两个词来形容日本的考试，可见他对当时日本的文凭教育是多么痛恨。其实，我国围绕文凭进行的考试，其“恐怖”程度一点也不比日本低。学生们从小学到中学，起早贪黑，有的连春节年初一都不休息，每天都背十几个小时；不仅自己背，还要爸爸、妈妈陪着背。至于所背的东西在未来的工作中是否有用（我看相当多的知识没用），那就用不着考虑，反正考试有用，升学有用。为了升学，为了升名牌大学，不背也得背。结果，青少年的身体每况愈下，近视眼比率越来越高，在中学阶段已接近普及。这种教育制度在中国派生了一大产业，即眼镜产业。
　　盛田昭夫在书中讲到，以学历论英雄，“存在于全日本的根深蒂固的习惯。学历好像已经重要到了能够左右一个人整个人生的地步。”
　　“为了能够有成就，必须大学毕业；为了更有成就，就必须从名牌大学毕业；为了能从名牌大学毕业，就必须从重点高中毕业；为了能够从重点高中毕业，就必须从重点初中毕业。如此逐一往前推的话，最后必须考上重点幼儿园，现在甚至出了重点幼儿园的考前辅导班。”
　　盛田昭夫是在写60年代的日本，但似乎也是在写今天的中国。盛田昭夫这本书是在1966年写的。但在今天的中国，21世纪的中国，与60年代的日本似乎没有什么两样，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中国，如果把整个教育比作一个大工厂，这个工厂的其最终产品就是文凭。大家从幼儿园开始就是奔着那个最终产品而学、而背的。幼儿园是那个最终产品的第一道车间。
　　我之所以说今天的中国比当时的日本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在当时的日本，最终产品主要是大学本科，整个产品的生产线还比较短；而今天的中国，产品线大大延长；大家都在考研，读了硕士还要读博士，读了博士还要读博士后。不少县长、市长、企业的董事长、总经理，放下手边的工作不干，关在学校里读硕士、博士文凭。
　　文凭不等于知识，文凭更不等于能力。之所以作这样的判断，是基于以下两点：
　　第一点，在今天这样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一年所生产的知识，比过去几百年所生产的知识总量还要多。现在不仅知识多，知识更新的周期也大大加快。
　　当年，盛田昭夫主张烧掉文凭，烧掉简历。他说：“我的愿望是能够在日本的土壤上植入能够正确评价个人价值的习惯。因此，首先就要放弃现在作为评价依据的学历。为了彻底清除哪个人是什么大学什么专业毕业等先入观念，我们公司于昭和四十年（1965年）春天公开宣布，要烧掉简历”。
　　第二点，学知识的途径有两种：一是从书本上学知识，另一种是从实践中学知识。有些知识从书本上学更重要，有些知识从实践中学更重要。如企业管理、市场营销等方面的知识，我看从实践中学比书中本上学更重要。
　　中国那么多企业家，特别是浙江、广东那么多大老板，有几个是读硕士、博士读出来的，他们都是干出来的。
　　你别看南存辉、鲁冠球、梁庆德等人文凭不高，都是初中甚至小学文凭，但他们能把正泰、万向、格兰仕做到今天这么大，这么好，他们绝不是简单地靠运气。他们天天在学习。只不过，他们不是关在大学里背书本，考高分，一背就是十几年，然后拿个硕士、博士文凭，他们是边干边学。他们脑子中有关管理的知识，有关企业文化的知识，有关市场营销的知识，一点都不比博士甚至博士生导师少。他们的知识更实在，更有用。
　　我很赞成盛田昭夫的观点，在学校掌握的知识与实际工作并不是那么容易就能结合的。
　　他说，“学校教授的专业知识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企业的要求，尚存在很大的疑问。事实上，学校里面的尖子并不一定就是社会上的俊才，这已为无数实例所说明。这种根据学校名字和水平就决定一个人一生的评价习惯，从根本上背离了真正的实力评价，可以说是荒谬至极。”
　　盛田昭夫认为，“这种不合理的制度之所以能够盛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社会没有认真思考应当如何评价一个人的工作，但现实中又必须评价，于是采取了一个偷懒的办法，就是直接援引学校成绩作为基准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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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那么多企业家，特别是浙江、广东那么多大老板，有几个是读硕士、博士读出来的，他们都是干出来的。
　　你别看南存辉、鲁冠球、梁庆德等人文凭不高，都是初中甚至小学文凭，但他们能把正泰、万向、格兰仕做到今天这么大，这么好，他们绝不是简单地靠运气。他们天天在学习。只不过，他们不是关在大学里背书本，考高分，一背就是十几年，然后拿个硕士、博士文凭，他们是边干边学。他们脑子中有关管理的知识，有关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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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那么多企业家，特别是浙江、广东那么多大老板，有几个是读硕士、博士读出来的，他们都是干出来的。
　　你别看南存辉、鲁冠球、梁庆德等人文凭不高，都是初中甚至小学文凭，但他们能把正泰、万向、格兰仕做到今天这么大，这么好，他们绝不是简单地靠运气。他们天天在学习。只不过，他们不是关在大学里背书本，考高分，一背就是十几年，然后拿个硕士、博士文凭，他们是边干边学。他们脑子中有关管理的知识，有关企业文化的知识，有关市场营销的知识，一点都不比博士甚至博士生导师少。他们的知识更实在，更有用。
　　我很赞成盛田昭夫的观点，在学校掌握的知识与实际工作并不是那么容易就能结合的。
　　他说，“学校教授的专业知识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企业的要求，尚存在很大的疑问。事实上，学校里面的尖子并不一定就是社会上的俊才，这已为无数实例所说明。这种根据学校名字和水平就决定一个人一生的评价习惯，从根本上背离了真正的实力评价，可以说是荒谬至极。”
　　盛田昭夫认为，“这种不合理的制度之所以能够盛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社会没有认真思考应当如何评价一个人的工作，但现实中又必须评价，于是采取了一个偷懒的办法，就是直接援引学校成绩作为基准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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