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员任职回避原籍制度始于何时

古代官员任职回避原籍制度始于何时
古代官员任职回避原籍制度始于何时

古代官员任职回避原籍制度始于何时
战国以前我国的官吏职位是世袭的,即所谓“世卿世禄”制,国家对于官员的任免并无太多的管理.秦汉时期对官吏的任用已经逐步形成一些严格的法规.西汉景帝时即开始实行回避制度,对地方官吏的任用在地域上逐渐增加限制.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发展和唐宋元明时期的补充、完善,到清代时,我国封建社会的官员回避制度达到了顶峰.
　　官员回避制度的具体内容在不同朝代、不同时期不大一样,总体来说可以概括这样几类：一是地理回避,即官员的籍贯与就任地区不得相同或接邻；二是亲属回避,即有直接血缘关系和姻亲关系的人员应避免在同一衙门,或有上下级关系的衙门,或互为监察的单位担任职务.后一种回避制度至今仍然存在,大家也比较熟悉,可是前一种至今仍然沿袭的范围有限.不过仔细研究之下,地区回避制度似乎对于遏制腐败、尤其是防止地方保护主义应该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三是用人回避、科场回避、诉讼回避等其他方面的回避.
　　地理回避是指凡为官者不得在本地做官,即回避本籍.
　　东汉时期出台“三互法”,即“三互谓婚姻之家及两州人不得交互为官”.唐朝规定不许任本籍州县官及本籍邻县官.宋代,地方官员不仅须回避本籍,而且非本籍但有地产的亦须回避.北宋时正式规定任职须回避原籍.北宋政和六年（公元1116年）曾有诏文规定,“知县注选虽甚远,无过30驿.”古代一驿30里,30驿为900里.可见北宋的地理回避制度以900里为限,其概数即为千里.北宋的这种制度被以后的历代王朝所沿用,至明代形成一种非常重要的人事制度.其中最重要的是地理回避和亲属回避,其次还有师生回避、拣选回避、科场回避和审判回避.
　　到明代便成为非常严格的重要制度.这个制度规定,一般文官必须避籍、避亲,即不得在本籍或原籍作官,有亲属关系的不得在同一地区或同一机构做官；如果出现了籍、亲方面的问题,则须迅速调整,在同一地区或同一机构做官的亲属中职位低的官必须调往别处；避籍避亲之处,以远为好,如有的朝代规定避入他省者要离本省边境五百里以上,等等.有时还严格规定任满必调,防止官吏原地“坐大”,盘根错节,尾大不掉.这可以叫做“避任”,即不得连任.
　　明代回避制度颇严,规定实行大区域回避,即北人官南,南人官北.清代的回避制度打破传统的按行政区域划分的做法,改以五百里为限,即官员虽在外省做官,但与原籍、寄籍在五百里以内的地区,都得回避.应该回避的官员,本人隐瞒不说的,降一级调用.如假报亲属、师生关系,或里程不实,借回避之名挑选官缺的,按规避（逃避）例革职.
　　清朝对于官员地区回避的规定分为京官（相当于现在的中央政府官员）和外官（地方政府官员）两种情况.京官的地区回避是指出任户、刑两部司官和道监察御史者的籍贯,不得与所管省份相同.之所以作此规定,除了因为这些职位都属要害部门外,还由于这三个衙门都以省名设司、设道,并各按所称省名辖理或监督所在省份的钱粮、刑名等事.既然诸司、道的职司均与所名省份关系直接,为防止弊端计,于是便有像浙江籍人不得充任户、刑两部浙江司和都察院浙江道监察御史等职务的规定.外官的地区回避是指自总督（相当于省长）、巡抚（相当于地区的行署专员）至州（相当于市）、县官,不许以本省人任本职,有的虽非本省,但本人原籍与所任地方相距在五百里以内,也得照例回避.清朝初年,需回避的官职还仅限于各级地方政府的正职；后来回避的范围逐年扩大.有的人因迁居他省,属于长期寄籍者.对于这些人,乾隆七年规定,无论原、寄籍,“均令回避”.另外还有一种人存在原籍和祖籍的问题,原则上也是原籍和祖籍都回避.
　　为了保证监察职能的公正实现,中国古代还实行监察官任职回避制度.北魏时有明确的规定,士族子弟不得任监察官.唐宋以后回避制度趋向严格.唐代宰相杜佑之子杜从郁被任命为谏官左拾遗.便由于遭到反对而改任他职.宋代规定,凡宰相所推荐为官的人,以及宰相的亲戚、子弟、属官,都不得充任监察官.明代在唐宋的基础上进一步规定．“大臣之族不得任科道”,并令巡回监察官回避原籍,或曾任官、寓居处所等地．以防亲朋故旧干扰监察.在监察过程中,若案件牵涉仇嫌,主管监察官亦应提出回避；否则,因此而致案件枉违者,加重处罚.清代规定,现任京官三品以上及外省督抚子弟不得考选科道,本籍和亲属也是监察官领受使命时必须回避者.
　　回避制度是一种预防性的措施,在当时的情况下,不可能根本解决结党营私弄权的问题,但究其用意,仍应充分予以肯定,而且这一制度也十分值得我们加以借鉴,以避免官员的乡土意识和地方保护主义倾向.
　　回避制度发展到清代形成了三个特点,一是较之历代更全面、更具体、更严密；二是满洲官员较汉官为宽；三是外官严于京官,文官严于武官,内地严于边疆,内陆严于海防.
　　回避制度是我国古代在任用官员时,为了避免亲友邻里请托徇情,制定出一定的限制规范,以防患于未然的一种制度.这一制度,对我们今天的党风廉政建设和法治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