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青铜器与商、周两朝的区别和相同之处.

三星堆青铜器与商、周两朝的区别和相同之处.
三星堆青铜器与商、周两朝的区别和相同之处.

三星堆青铜器与商、周两朝的区别和相同之处.
三星堆文化的青铜冶铸技术是在中原地区二里头文化和商文化的影响下而发生,并自始自终得到了中原二里头文化和商文化的影响和制约,所以三星堆器物坑青铜器表现的合金成分、铸造方法、工艺原则、铸造工艺和装饰工艺,才体现了与中原地区商文化青铜器基本一致的总体趋势
资料
古代的蜀国,地处中国西南的边陲.关于蜀的历史,除甲骨文和《尚书·牧誓》外,晚至春秋与战国之交,蜀和中原的交往才见于文献记载.而关于蜀国春秋战国时期青铜文化的面貌,则是晚至本世纪三十年代才认识的.至于夏商时期的青铜文化情况,学术界则是一无所知.三星堆夏商青铜文明的发现和确认,使人们对古蜀文明认识向前推进了1000多年,填补了古蜀文化和古蜀国历史的空白.
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格局的形成在秦汉时期.其实,这种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格局的历史渊源和文化基础早在夏商时期就已经奠定.龙山时期,各个大型的族团已经形成.这些族团之间的互相兼并、交流融合,最后以夏族为主体的中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王朝建立.传说记载蜀族是帝喾封其支庶于蜀后发展起来的民族,并有“禹生于石纽”、“禹娶于涂山”的传说.石纽和涂山分别在蜀巴二地,这些传说记载反映了蜀族和中原民族的关系甚为密切和古老.夏代文明是中国青铜文明的早期阶段.在三星堆遗址中出土了大量二里头夏文化的典型器陶以及近似于二里头风格的铜牌饰、玉璋等器物.传说记载和出土材料都说明古蜀民族的产生和中原民族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中原青铜文明一经出现,古蜀民族就对中原青铜文明因素加以吸收.三星堆青铜文明作为中原地区以外的一个方国文明,它的产生和中原青铜文明有直接联系.
仁胜砖厂土坑墓中出土的玉锥形器,具有分布于长江下游及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玉锥形器的风格.良渚文化的年代大约在距今5000年?200年之间,三星堆出土的玉锥形器的年代估计在距今4000年左右,说明在龙山或二里头早期,三星堆早期的居民不但与中原地区有较为密切的文化交往,甚至与远至长江下游或太湖地区的居民也有文化方面的交往,这些重要发现使我们对认识三星堆文化的视野由巴蜀地区拓宽到中原地区乃至长江下游和太湖地区.
商文明是中原地区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从三星堆文明中的商文化因素消长变化的情况分析,也可以看出商文明对蜀文明的发展也起过重要促进作用.在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戈、璋、琮、壁、环、瑗等玉石兵器和礼器中,绝大多数器物具有明显的商文化因素；出土的相当于二里岗上层至殷墟一期(约公元前15?4世纪)的青铜礼器中,尊、瓿、盘和器盖等容器形制种类,都是商文化这一时期常见的形制种类,器物的纹饰也是商文化的纹饰风格.而到殷墟二期(约公元前13世纪左右),玉石器的戈、璋中,大量出现独具地方风格的器物形制；青铜尊、虽然形制接近殷商文化或长江中游地区和陕南汉中地区出土的同类器物,但器物的纹饰极具地方风格,表现出强烈的地方民族个性.这时具有古蜀民族自己特点的青铜文明已经形成.从三星堆青铜文明的产生和发展来看,三星堆青铜文明既有其自身特点,又与中原夏商文明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三星堆文明是中国青铜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殷墟妇好墓中出土的Ⅰ式玉戈和Ⅱ式玉戈的形制的玉器,在三星堆两个祭祀坑中有大量发现,相反,在中原地区这种形制的玉戈仅在殷墟妇好墓中见到.这说明这种玉戈是三星堆文化的特征性器物,殷墟妇好墓中见到的这种器物有可能是受到三星堆文化影响的结果.
中国商代的青铜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以、尊、鼎、鬲、壶、爵、角、觯等青铜礼仪用器为代表,这些器物造型庄重、纹饰繁缛,具有威严、神秘之感,而以动物和人像为题材的造型则较少；尤其是独立人像的青铜制品,则几乎不见.三星堆青铜文明则大量出土人像、人头像、人面具以及神树造型的青铜制品,无疑更加丰富了中国商代青铜文明的内容,填补了中国青铜文明的某些空白.
中原地区商王朝至商代晚期已是“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四海”的强大的奴隶制国家,商文明对其周邻的方国文明产生过重要作用和影响.作为一个远离商王朝的蜀国,在商代已具有自身特点、且可与商文明媲美的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使我们有必要对商文明以外的周邻地区的商代方国文明的形成和发展进行重新评估.大量的地下出土材料说明,中国文明是多元化的耦合而形成的,各方国、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方面的长期互相交流,取长补短,最后才出现了以中原文化为主体、各自异彩纷呈的中国古代文明.
陈德安 四川省考古研究所考古队副队长,三星堆工作站站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