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的《老王》的背景资料

杨绛的《老王》的背景资料
杨绛的《老王》的背景资料

杨绛的《老王》的背景资料
在“文化大革命”那个荒唐的动乱的年代,作者夫妇作为学术权威被认作“反动学术权威”,被造反派打翻在地,踩在脚下.但是,任何邪风对老王都没有丝毫影响.他照样尊重作者夫妇俩.他认准他们是好人,知恩必报,临死也要去谢谢好心人.作者笔下的老王虽然穷苦卑微,但是精神上没有受到任何污染,他一本做人的道德良心,是极其纯朴的好人.
　　1．为什么作者一家对老王那样的不幸者能那么关心、爱护?社会地位、生活条件比较优越的人往往瞧不起卑微者,要有什么精神才能像作者那样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
　　从文章看,最主要的是平等观念.在作者那里,人是生而平等的,各人境遇不同,甚至差别很大,不过是幸运与不幸造成的差别.所谓幸与不幸,包括天赋条件、成长条件、生理条件,幸运者只有关爱不幸者的责任,没有歧视不幸者的理由.有平等意识,才会平等对话,才会感觉人家上门来“没请他坐坐喝口茶水”是很抱歉的.
　　再是人道主义精神.这种精神要求社会关心个人、同情个人,尊重个人对社会作出的贡献,尊重人格,维护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并促进全体劳动者的全面发展.作者一家对老王是怀有这种精神的.知道老王有夜盲症,就送了大瓶鱼肝油.他们总是照顾老王生意,坐他的车,让他挣点钱.老王收钱常常客气,他们总是照原价付.平板三轮不敢坐了,还是关心老王是否能维持生活.总之,对不幸者怀有一颗爱心,才能这么关心人,爱护人.
　　老王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身子僵直,样子非常怕人,作者心里只有同情和悲酸.老王死了好几年了,作者每每想起来还感觉有愧于这个不幸者,总觉得在他生前,对他关爱不够.所有这些,都是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精神,正是公民道德建设所提倡的.
　　2．这篇写人记事的散文,材料琐碎,但是经过作者的组织,成为一个有机整体.作者是怎样组织的?
　　研究这个问题,可以先列提纲,再探究为什么这样安排.可以看出,作者是兼用逻辑顺序和时间顺序来编排的.开头四段先写老王的三点基本情况.这三点是按逻辑顺序安排的.一是职业,这是老王的谋生手段,二是生理缺陷,这是老王谋生的困难,三是居住条件,这是前两点的结果,收入少,当然生活苦.下面三段,按时间顺序,回忆老王的工作与为人,两个片断写他为人好,一个片断写“文革”时期,他的生计越来越艰难.最后一个片断,是老王离世前一天的事情,最能见出老王心地善良.
　　除段落安排有序之外,还应该探究贯穿全文的线索.可以看出,作者是以与老王的交往为线索的.坐老王的三轮,一路说说闲话,作者平易近人,老王也肯把身世相告.写老王眼疾,说到女儿给他大瓶鱼肝油,可见一家人对老王很照顾.老王对钱家也好,在服务费上双方总是非常客气.三轮改平板三轮,没法坐了,作者还是很关心老王,对老王有好处,所以老王总觉得欠了一笔人情,在生命最后的日子也要表示感谢.以彼此交往为线索,全文一脉相承,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时代背景
　　首先,老王的善良是文章的唯一描写内容吗?我觉得不是.文章一开头就写道：“北京解放后,蹬三轮的都组织起来,那时候他‘脑袋慢’‘没绕过来’‘晚了一步’,就‘进不去了’,他感叹自己‘人老了,没用了’.老王常有失群落伍的惶恐,因为他是单干户,他靠着活命的只是一辆破旧的三轮车.”这仅仅是写老王的老实善良吗?这其实不仅仅是写老王的老实与善,更是对那个黑白颠倒的年代的讽刺与控诉.所以,作者写老王的善良,是放在一个大的背景之下－－那是一个黑恶的年代.
　　其次,老王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那么,杨绛一家呢?文章中多次写到杨绛一家如何对待老王,可以看到杨绛一家人的善良,这种善良一直延续到了他们女儿的身上.也就是说,这篇文章不仅仅写了一个人的善良,而是写一个异常善良的人对另一个异常善良的人的怀念,是写善良的人们在恶的年代里的相互取暖.
　　最后,文章中最核心的一句是：“几年过去了,我渐渐明白：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这一句话始终的理
　　一、为什么说老王是“不幸者”
　　文章中的老王是一个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普通劳动者.他生计的来源“只是一辆破旧的三轮车”；他住的地方是“荒僻的小胡同”,“破破落落的大院”,“几间塌败的小屋”；他还“瞎掉一只眼”.此外,他“是单干户”,“失群落伍”；他近乎没有亲人,“哥哥死了,有两个侄儿‘没出息’”,是一个“老光棍”.无论是在物质上、生理上,还是精神上,老王都是一个彻底的“不幸者”.
　　这一点毋庸置疑. 可这样的“不幸者”,却在一个历史时间段里,与杨绛相识.
　　他们的相识,从一开始就是不平等的,“他蹬”,“我坐”,彼此之间的交流也只是局限于“闲聊”,但老王还是极为珍惜这样的一种相识.他以自己的方式来传达这样的一种“珍惜”：“每天清晨,老王抱着冰上三楼,代我们放入冰箱.他送的冰比他前任送的大一倍,冰价相等”；文革期间,杨绛的丈夫钱先生“一条腿走不得路了”,老王送钱先生上医院,“坚决不肯拿钱”,他说：“我送钱先生看病,不要钱.” 老王之所以如此,很重要的一点是在与杨绛一家的交往中,他感觉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温暖和亲近：杨绛将他视为“熟人”,愿意倾听他的“闲话”；杨绛的女儿也曾“给他吃了大瓶的鱼肝油”,使得他的眼病有了好转；在他为杨绛一家付出一些劳力之后,还总能得到一些钱的补偿.尽管有些时候,“拿钱”并非出自他的本意,但这样的温暖和亲近,让老王孤寂的心灵有了一种安慰.也正是这样的温情,使得老王在自觉与不自觉中,获得一种心灵的寄托.老王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以劳力为生计的卑微之人,本真而质朴的天性使他对有知识的人,总怀有一种别样的敬仰之情,这样的敬仰没有一丝的功利色彩,它全然发自内心深处. 于是,老王才在行将就木之际,拿着自己舍不得吃的鸡蛋和香油来送给杨绛.老王此次来,应该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他之所以拖着“直僵僵”的身躯,最后一次来到杨绛家,很显然有他内心的考虑；然而,他的苦心最终遗憾地为杨绛所误解（为何造成这样的误解,后文还将陈述）,使其成为一种简单的钱与物的交换.“他直着脚一级一级下楼去”,而那“脚步声”踏响的又是老王另一个意义上的“不幸”. 如果说老王既往的“不幸”,都是显性的话,那么这次老王所踏响的“不幸”,却是隐性的.其关键之处在于老王以自己简单的思维方式,将杨绛一家对他的同情心曲解为家人的亲情.他实心实意地做着一切他自己以为该做的事,可他并没有真正意识到,他与杨绛一家毕竟来自不同的阶层,之间的距离是显而易见的. 尽管那从天而降的相遇,使得他有机会“近距离”地与杨绛交流,可这样的交流也只能停滞在物与钱交换的表层,距离心的交流极远.心的距离,是他无论作出怎样的努力都无法缩短的.
　　二、杨绛又为什么是“幸运的人”?
　　杨绛的“幸运”,不仅仅是指她与老王两人在物质上悬殊的比较,杨绛的“幸运”首先应该是在她们一家遭逢“不幸”的时候,遇到了老王这种“最老实”的人.老王给予她一家的帮助,可谓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老王不懂得什么是“欺负”,“他大概压根儿没想到这点”,在老王的人生字典里,本就没有“欺负”二字.老王只知道本分地做人,老实地做事.尽管生活对他而言是不公平的,但他还是一如既往地安分守己,坚守自己的道德良心.
　　虽然杨绛也有“不幸”：文革中被冲击,自己下放到干校；丈夫腿走不得路,还得自己烦请老王帮助送医院.但这些在文章中只是一带而过.因为杨绛写此文的真实用意,是想通过剖析自己与老王相识的点点滴滴,传达她对人生的别样体悟,所以其他的一切也就不可能在这样的一篇短文中详尽地表述. 杨绛同情老王际遇的“不幸”,也尽了自己的力量在经济上帮助老王.在她看来,老王已经够可怜的了,自己无论如何也不能占老王的一丁点儿便宜了.知识分子内心深处的那份“清高”,使她在对人和对事上都坚守着一种原则,那就是决不欠别人的情. 在她的心目中,老王与“别人”是等同的.因此,她对老王的付出,总是物化为用金钱给予回报：老王给她家送冰,尽管老王说“车费减半”,可她坚持不减；老王送钱先生去医院,“坚决不肯拿钱”,可她“一定要给钱”；即使是老王在生命行将结束时,给她送去鸡蛋和香油,她还是“拿钱去侮辱他”.请注意,杨绛在这里用了一个特别醒目的词：“侮辱.”它让人更多地感受到老人在写此文时的一种别样心境,意蕴深远. 我们再读文章中的这样两段文字： 我谢了他的好香油,谢了他的大鸡蛋,然后转身进屋去.他赶忙止住我说：“我不是要钱.” 我也赶忙解释：“我知道,我知道——不过你既然来了,就免得托人捎了.” 这里的两个“赶忙”耐人寻味,老王的“赶忙”是知道了杨绛“转身进屋”的动作将意味着什么,这是老王最不愿意接受的；而杨绛的“赶忙”,是她没有能领悟老王的心思.其实那个时候,她也无暇去领悟,因为,那时杨绛看到的老王是：“直僵僵地镶嵌在门框里”,“简直像棺材里倒出来的”“僵尸”,“骷髅上绷着一层枯黄的干皮,打上一棍就会散成一堆白骨”.出于一种本能,她“害怕得糊涂”了,一心想到的只是赶紧打发老王走.而打发老王走的最好方式就是钱.我想,任何人对杨绛在这样一个特定时候的举止,都没有理由非议. 事情的结果,自然是老王无奈地接受了他最不愿意接受的“钱”.从这一个细节中,我们不难看出当时杨绛与老王之间内心深处的一种隔阂.这样的隔阂,在文章中还有,那就是老王在最后一次去杨绛家的“十多天”后,杨绛与老王同院的老李的对话： “老王怎么样了?好些没有?” “早埋了.” “呀,他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死的?就是到您那儿的第二天.” 从这段文字中,我们不难看出,与老王有着隔阂的还不仅仅是杨绛老人,即使是与老王同处一个阶层的老李与老王也有着隔阂,虽然两类隔阂的意义有可能不同.
　　然而,杨绛毕竟是一个有着社会良知的高级知识分子,老王的死,促使她“一再追忆”老王生前留下的“话”,“捉摸他是否知道”自己对他的“谢意”,可杨绛得到的却是“心上不安”.这样的“不安”,不停地拷问着她的灵魂,使她顿然了悟：自己既往与老王之间的点点滴滴,是那样的不公平；自己对老王“钱”的回报与老王对自己“心”的付出相比较,是那样的微不足道.这于她而言无疑是一种揪心的痛.这也正是“几年过去了”之后,杨绛反思生活的一种精神的自省.知识分子精神的自省,又何尝不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幸运”呢?
　　其实,杨绛文中结语的“幸运的人”,原先是“多吃多占的人”,作者之所以作出这样的改动,是有她深层次的考虑.我想,这大概也就是杨绛所说的“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的真正原因吧.
　　还有一点作为补充：老王这样的一个普通的人,最终让杨绛老人深刻地觉悟出人生的“愧疚”,而她又将这一切质朴地昭示于后人,那又该是后人的“大幸”了.